汉（前206年～公元220年）继秦而兴，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，历时400年，经三个时期：西汉（前206年～公元8年，刘玄又于23年～25年一度为帝）、新莽（8年～23年）、东汉（25年～220年）。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发展经济，后来统一思想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国力强盛。
汉承秦制，初用篆书，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，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，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；草书（章草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；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。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。更重要的是，社会的进步，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。两汉时期的人们，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，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，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，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；同时，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，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，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。
一、汉篆
汉承秦制，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，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，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，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。其书迹遗存主要有：碑刻、碑额、铜器铭文、砖文和瓦当、墨迹等。
1、碑刻
严格意义上的碑刻，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，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，都不以“碑”称名，如《鲁北陛石题字》、《况其卿坟坛刻石》、《上谷府卿坟坛刻石》、《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》、《群臣上寿刻石》、《霍去病墓刻石》、《中殿刻石》等，数量不少，但形制比较简单，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。前三种体势较开阔，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；第四种出于新莽，瘦硬而不失婉转，具有独特的意味；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，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。
东汉以后，碑刻大兴，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，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。代表性的有三类：《开母庙石阙铭》、《少室石阙铭》，体势方正茂密，笔划圆劲；《袁安碑》、《袁敞碑》，体势宽博，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，用笔浑厚，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，一般认为，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，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。《祀三公山碑》，体兼篆隶，单字撑满字格，而通篇布局错落，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。
2、碑额
篆书与隶书相比，毕竟是古老的字体，有其特殊的意义，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，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。其中代表性的有：《泰室石阙铭额》（阳文）、《少室石阙铭额》、《景君碑额》、《孔君碣额》、《郑固碑额》、《孔宙碑额》、《孔彪碑额》、《韩仁铭额》、《尹宙碑额》、《王舎人碑额》、《鲜于璜碑额》（阳文）、《华山碑额》、《张迁碑额》、《赵宽碑额》、《白石神君碑额》、《郑季宣碑额》、《樊敏碑额》、《赵菿碑额》、《仙人唐公房碑额》、《尚府君碑额》等。
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，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，概括而言有：首先，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，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，随形布势，因而章法比较奇特；其次，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，往往或长或扁、或方或圆，有时又互相穿插，同严谨的秦篆相比，显得活泼多姿；再次，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，笔划常有隶意，相对丰富得多；最后，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，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，别具一格。
3、铜器铭文
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，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，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，其上铭文，多为器名、使用地点、铸造年月，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。近人容庚《秦汉金文录》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。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，风格约可分为两类：一类笔划均匀，字形端稳，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。如《寿成室鼎》、《长杨鼎》、《黄山鼎》、《安成家鼎》、《南陵鐘》、《池阳宫行镫》、《竟宁雁足镫》、《成山宫渠升》等的铭文。另一类，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，笔划随意自如。如《云阳鼎》、《杜阳鼎》、《湿成鼎》、《永初鐘》等的铭文。总的来看，无论内容还是书写，都比较简略，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，但在“简 ”中也形成了特色。
新莽时期有些例外。王莽复古，试图恢复小篆，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、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，如《新莽铜量》、《新莽铜衡桿》、《始建国铜方斗》、《始建国铜撮》和《始建国尺》等。布局整齐规范，结构方严刻厉，笔划瘦劲挺拔，《新莽铜量》尤其具有代表性。
4、砖文和瓦当
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。以圆形瓦当为常见，一般中央有一乳突，周围用线等分为四。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，虽然简短，但由于其形制特异，篆法也极具异彩。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，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。因而常常省改变形，将文字简化或夸张，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、收缩的特点，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。
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、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。它与瓦当相似，但砖面近方，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，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，只是更为大胆雄放，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，形简而意远。
5、墨迹
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：《武威张伯升柩铭》、《武威壶子梁柩铭》、《武威姑臧张□□柩铭》和《张掖都尉棨信》，应当都是所谓“幡信”一类的作品，笔划盘曲、穿插，婉转妩媚，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，或强调撑满字格，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，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，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。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，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。
二、西汉隶书
西汉初期，是隶书的蜕变期。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：石刻和简牍帛书。
石刻存世有《杨量买山地记》、《五凤二年刻石》、《麃孝禹刻石》等。其结构与简牍相近，已是隶体，但多数笔划无波磔，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，显得很古朴。后来评价，多据此认为它们是“体兼篆隶”。
简牍帛书有：湖南长沙马王堆１号墓《遣策》、３号墓《遣策》和帛书；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；山东临沂银雀山１号墓出土的《孙膑兵法》、《孙子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等、２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；湖北江陵凤凰山８号、９号、１０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；湖北光化县３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。
湖南长沙马王堆１、２、３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。其中，帛书《老子》甲本，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，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，如化圆为方、末笔重按似波磔等。帛书《老子》乙本，结构基本已是隶书，末笔更具波磔形貌。可见到西汉初期，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，以致有的学者认为，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。不过，综合来看，这种结论稍嫌乐观。
西汉末期，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。存留作品有：青海大通县１１５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；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（公元前１４年）的木牍；江苏仪征胥浦１０１号汉墓（元始五年）出土的竹简木牍等。而堪称代表的，当属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的竹简，书于汉宣帝（公元前７３年～公元前４９年）时。结体取横势，波挑定型，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，风格端庄、整洁，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。此外《王杖诏令册》简、《始建国天凤元年》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但全面来看，整个西汉时期，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，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，有相当多的隶字，或是笔划，或是结构，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，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。
三、东汉隶书
东汉，尤其是东汉晚期，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。由于东汉实行厚葬，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，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。故近人陈彬龢说：“秦以来隶书，多用方笔，至前汉末稍成斜方，至后汉更甚，同时用笔，点划亦趋巧妙。盖前汉隶书之点划，有如儿童之用笔，其后渐次进步，执笔正直，起笔、止笔、波磔，亦能逆笔突起，或捩、或押、或浮，种种巧技，故用笔之变化，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。”
１、碑刻
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，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，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，人才选拔采用“征辟”、“察举”制度，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，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，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。
典型的墓碑，有“碑额”，相当于标题，刻在碑的顶部。有的有“穿”，或在碑额上，或在碑的中部，本来是用来下棺的。碑的正面称“阳”，背面称“阴”。有的碑有座，称为“碑趺”。
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“墓碑”、“功德碑”、“神庙碑”、“摩崖”、“石阙”、“石经”等等。“墓碑”和“功德碑”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。 “神庙碑”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。“摩崖”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。“画像题字”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。“石阙”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，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。“石经”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。相对于简牍来说，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，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，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。因而，通常所谓“汉隶”，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。
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、二百种，精品极夥，剧迹甚众。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：方整、流丽、奇古。他在《西岳华山庙碑跋》中说：“汉隶凡三种。一种方整，《鸿都石经》、《尹宙》、《鲁峻》、《武荣》、《郑固》、《衡方》、《刘熊》、《白石神君》》诸碑属此。一种流丽，《韩敕》、《曹全》、《史晨》、《乙瑛》、《张表》、《张迁》、《孔彪》、《孔宙》诸碑属此。一种奇古，《夏承》、《戚伯著》诸碑属此。”
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辑·本汉第七》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、疏宕、高浑、丰茂、华艳、虚和、凝整、秀韵八类。
最能称作典型的有：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张景碑》、《华山碑》、《朝侯小子残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熹平石经》、《韩仁铭》、《鲜于璜碑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幽州书佐秦君石阙》、《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郙阁颂》、《武梁祠画像题记》、《左表墓门题字》、《苍山画像石题字》等。从风格上讲，或雄强，或秀美，或飘逸，或凝重，或古朴，或优雅……可谓千姿百态，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，故王澍说“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”。
《礼器碑》，全称《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》，又称《汉明府孔子庙碑》、《韩敕碑》等。现藏山东曲阜孔庙，桓帝永寿二年（公元１５６年）刻。清王澍《虚舟题跋》评：“瘦劲如铁，变化若龙，一字一奇，不可端倪。”《礼器碑》笔画以瘦硬见长，但雄健有力，结体劲拔谨严，整体风格清刚峻迈、端庄秀洁。
《乙瑛碑》，全称《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》。现藏山东曲阜孔庙。汉桓帝永兴元年（公元１５３年）刻。全碑十八行，每行四十字。明赵崡评价：“其叙事简古，隶法遒劲，令人想见汉人风采。”清何绍基《东洲草堂金石跋》评：“朴翔健出，开后来隽刻一门，然肃穆之气自在。”《乙瑛碑》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，结体扁方整肃，规矩森严，整体风格密丽典雅。
《史晨碑》，碑有两面，故后人分称《史晨前碑》、《史晨后碑》。现藏山东曲阜孔庙。前碑全称《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》或《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》等，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（公元１６９年）；后碑全称《鲁相史晨飨孔庙碑》，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。清杨守敬《平碑记》说：“昔人谓汉隶不皆佳，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，此种是也。”《史晨碑》点划含蓄圆润，结构修饬整密，风格相对朴厚。
《曹全碑》，全称《汉郃阳令曹全碑》。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（公元１８５年），现存西安碑林。清张廷济评：“貌如罗绮婵娟，神实铜柯石干。”清杨守敬《平碑记》引孺初说：“分书之有《曹全》，犹真行之有赵董。”《曹全碑》以横为主笔，点划严谨而飘逸，藏露相济，方圆并用，结构注重疏密对比，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，如长袖舞筵、仙鹤远举，是汉隶的典范之作。
《张迁碑》，全称《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》。东汉中平三年（公元１８６年）刻。明人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评此碑：“典雅饶古趣，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。 ”此碑刻工较粗，但反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：笔画方整厚重、刀味森森、斩钉截铁，显得极为古朴刚强；结构时出别体，而或横或方，敦穆方严，饱满厚重，与《曹全》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。
２、砖刻
东汉还有一类刻契文字，即砖刻，主要又是墓砖。大多是长方形，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、制砖时间等，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。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有模印、干刻和湿刻三类。
目前发现的东汉砖刻比较重要的有：洛阳、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和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。
（１）洛阳、偃师刑徒墓砖1956年和1962年出土，后者发掘出522座刑徒墓，墓砖820馀块，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块，始自永元十五年（公元103年），终于延光四年（公元125年）。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，书写、刻契都比较草率，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，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。
（２）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，一为1973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，计字238块，画像砖3块，有桓帝延熹七年（公元164年）字样。一为1976年至次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，计字砖140块、画像砖6块，有灵帝建宁三年（公元170年）纪年。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，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。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，有隶书、草书和篆书，笔划运行自如，总体上比较率意。
３、简牍
东汉简牍近年发现渐多，从内容上看，有经籍、官方诏书、屯戍文书等。官方诏书和经籍书写工整、法度谨饬，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隶书。屯戍文书则自由随意、自然、率真、活泼生动。其中著名的有：
（１）甘肃《武威简牍》
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简。1972年在武威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92件，其中木简78件，木牍14件。《武威简牍》多是成熟的隶书，也有章草。
（２）《甘谷汉简》
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，其中有永和六年（公元141年）简和延熹元年（公元158年）简。字体为成熟隶书。《甘谷汉简》因为书风接近《曹全碑》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。
四、草书和行、楷书
１、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字体。草书分为章草、今草两种。有文献说张芝在东汉晚期将章草逐渐推进到今草，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明。许慎说“汉兴有草书 ”，指的是章草，是隶变过程中成熟的，带有隶书的波磔，又省减笔画、改变笔顺、增加牵丝映带，基本可以看作是隶书的草体。章草具有隶书的渊雅静穆与草书的灵动活泼，气息比较古朴高远，是极有审美价值的一种字体。
现存汉代的章草有三类作品：
第一类，简牍，代表性作品有甘肃武威出土的《武威医药简牍》，敦煌出土的《天汉三年十月牍》、《可次殄灭诸反国简》、《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简》、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《误死马驹册》等。此类风格最为多样，有的简约古朴，有的大开大合，有的优雅从容，都极具活力。
第二类，砖刻，代表作品为《急就奇觚砖》和《公羊传砖》等。此类则点划凝重，结体纵横奔突，大气磅礴。
第三类，刻帖，代表作品张芝《秋凉帖》。此类温文尔雅，矩度森严，一般认为经过了后人翻刻的改造。
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体，行书一般被认为是它的快写体。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母同胞，行书可能还早于楷书。它们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隶变时已经出现，但直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凝聚成一种字体。
东汉永寿二年（公元156年）陶瓶题字、熹平元年（公元172年）陶瓶题字、光和年陶瓶题字、永元四年陶瓶题字，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１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，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，标志着楷书、行书作为字体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。
五、两汉书法家
两汉以来，社会对于书法的重视又超过了秦代，特别是汉末以后。《后汉书·宗室传》记载：“（刘睦）……善史书，当世以为楷则，及寝病，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。”卫恒《四体书势》记载：“灵帝好书，时多能者，而师宜官为最，大则一字径丈，小则方寸千言。自矜其能，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，因书其壁，顾观者以酬酒值，计钱足而灭之。”又记曹操喜爱梁鹄书法，“悬著帐中，及以钉壁玩之”。这些情况，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，而且富于审美价值，表明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欣赏、追求和研究书法的美，预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。
史书记载的汉代书法名家有：曹喜、杜度、王次仲、崔瑗、崔寔、张芝、蔡邕、师宜官、刘德昇、梁鹄。
曹喜（生卒不详），字仲则，扶风平陵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人。章帝建初中（公元70年～83年）为秘书郎。能篆隶，尤长于篆书。
杜度（生卒不详），原名操，字伯度，京兆杜陵（今陕西西安市）人。章帝（公元75年～88年）时为齐相。擅长草书。卫恒《四体书势》说他“杀字甚安，而书体微瘦”。文献记载，汉章帝特许他以草书来写奏章。崔瑗、崔寔父子皆受其影响。与崔瑗合称为“崔杜”。张怀瓘《书断》列其章草入“神品”。
崔瑗（公元78年～143年），字子玉，涿郡安平（今河北）人。曾任济北相。擅长草书和小篆。《书断》说其书“点划之间，莫不调畅”，“章草入神，小篆入妙”。南齐王僧虔《论书》说“崔瑗笔势甚快，而结字小疏”。书迹有收入宋《淳化阁帖》中的《贤女帖》，已非真品。其子崔寔，字子真，亦擅章草，有父风。
王次仲（生卒不详），关于他的情况，历史上说法很多，但都没有确实的依据。
张芝（生卒不详），字伯英，敦煌酒泉（今甘肃酒泉）人。学书于崔、杜，极为刻苦，《四体书势》说他“家之衣帛，必先书而后练，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”。最擅草书，后人誉为“草圣”。传世作品有刻入宋《淳化阁帖》中的《冠军帖》、《终年帖》、《今欲归帖》、《二月八日帖》、《秋凉帖》等。其中只有《秋凉帖》较可靠。其弟张昶，字文舒，也擅长草书，与张芝相似，后人以为筋骨不及，而妍华继之，誉为“亚圣”。
蔡邕（公元132年～192年），字伯喈，陈留圉（今河南杞县南）人，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，世称“蔡中郎”。擅长篆、隶，创造“飞白书”。梁萧衍说他书法“骨气洞达，爽爽如有神”。张怀瓘《书断》说：“八分书则伯喈胜，出世独立，谁敢比肩。又创造飞白，妙有绝伦，尤得八分之精微，体法百变，穷灵尽妙，独步古今，篆隶绝世，中岁之迹，笔力未精，及其暮年，方穷其妙，动合神功。”蔡邕是《熹平石经》的主持人，但是否亲自参加书写，则不得而知。后人曾附会《刘熊碑》、《夏承碑》等名碑出于其手，皆未足徵信。
师宜官（生卒不详），南阳（今河南）人，约生活在灵帝时期。擅长隶书，灵帝徵集天下工书者数百人于鸿都门，师宜官最优（《书断》）。后为袁术将。
刘德昇（生卒不详），字君嗣，颍川（今河南禹县）人，约生活在桓帝、灵帝时期。擅长行书，为锺繇、胡昭所师。
梁鹄（生卒不详），字孟皇，安定郡乌石县（今甘肃平涼西北）人，约生活在汉末至魏时。学书于师宜官，擅长隶书，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，后奔刘表，曹操破荆州，招为军假司马。曹操认为其书胜于师宜官，宫殿题署，多命为之，又常以其书悬帐中欣赏，为书史佳话。
此外，在汉代一些名迹上，也保留了一些书家的名字，唯其生平功业已不可考，如《西狭颂》作者仇靖、《郙阁颂》作者仇拂、《武斑碑》作者纪伯元、《衡方碑》作者朱登等。这些书家也是应该被历史所记录的。